中国学者:“专制”的改革者李光耀

撰稿人:储昭根(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;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)

李光耀病重,吸引世界舆论关注。他是全球少有的小国大人物。对他本人,也褒贬不一。一方面是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的辉煌发展成就,另一方面是“李家坡”、“家天下”的“威权、专制”指责。李光耀到底该赞扬还是该批评?


李光耀成就“新加坡榜样”

最近,现年91岁的新加坡开国之父李光耀患上严重肺炎,病情危重,牵动了全球目光。李光耀及其建立的“新加坡模式”是从20世纪一直延续至今的热门话题。有媒体评论说,除了古巴的菲德尔?卡斯特罗,可能没几个国家像新加坡一样,在方方面面都受到某一个人遗产的影响。

不过,从李光耀本人,到其建立的“新加坡模式”均产生了极大的争议。从正面看,李光耀不仅是一手带领新加坡走上独立之路的旗手与国父,还让新加坡将原本脏乱拥挤的弹丸岛国打造成为“亚洲四小龙”之一。同时,新加坡可谓 21 世纪的城市榜样,没有荒废的土地和过剩的人口,其福利体系跟欧洲如出一辙,包括国民医疗保险和低成本的教育体制;另外,新加坡政府也高度透明、廉洁、公正,更被全世界所称许。因此,有人认为,无论以任何标准而言,李光耀都是世界上罕见的杰出领袖。没有李光耀,就没有如今的花园王国。



全能领袖被指“家天下”

与此相对,批评人士则认为,半个多世纪以来,李光耀一直是新加坡的“全能领袖”,担任了长达25年的总理,此后又在内阁担任了21年的国务资政而后成为“内阁资政”,继而其子李显龙子承父业当上总理,其他几个子女也莫不担任要职,颇有“家天下”的感觉。同时,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惯用法律程序迫使一些批评者破产,退出政坛;甚至不惜使用诽谤罪来搞倒政敌。另外,在新闻自由指数方面,有些年份甚至连海地、乌干达和柬埔寨等国也不如。

此外,新加坡政府更像“大家长”一样,对居民饮食、打扮、啥时候结婚、生多少小孩诸多私事,几乎是无所不在的管制与指导。李光耀、吴作栋以及李显龙也都有强烈的家长作风。李光耀自己也毫不掩饰其本人是马基雅维利的忠实拥趸,他曾说:“我们来决定什么是对的,别理会民众的看法”,这显然与现代政治理念格格不入。

同样,李光耀一手打造并创立的“新加坡模式”,有人把这种模式视作“威权政治”、“专制主义”,因为新加坡是个“一党独大”的国家,其严厉打压异见人士及反对党,对批评及舆论进行管制;但也有人斥之为全盘西化的“香蕉共和国”,因新加坡仍存在着宪政框架,及威斯特敏斯特议会民主体制。


新加坡模式的三大支柱

笔者认为,对李光耀极其影响的新加坡,到该赞扬还是批评,关键在于如何正确认识“新加坡模式”?

首先,新加坡精英政治是时势必然。建国之初,新加坡不仅主权有纠纷、失业率更高达12%、住宅短缺、土地与天然资源短缺,甚至连饮用水、填海的泥石都需要进口,还是被“穆斯林的海洋”包围的城邦国家,更是马来、印度、华人共处的多种族、多语言、多宗教交汇之地。当新加坡1965年成为马来西亚“弃土”时,如同汪洋里的舢舨,不知何去何从!很明显,靠鲁莽、硬干并不能解决新加坡的问题,迎合多数选票也不能实现新加坡的太平。

在危机与忧患之中,没有国家精英集团的锐意进取、艰苦开拓,没有关键领袖在决定性时刻力挽狂澜,这种国家多数是一蹶不振,陷入持久的动荡。人民群众创造历史,但在关键时刻却不能缺少掌控时势者。从这点上说,李光耀是一位当之无愧的“小国里的政治巨人”。

其次,廉洁高效是新加坡模式成功的秘密。熟悉政治史的人都知道,随着社会分工加快,政府职责的复杂化程度加深,扩大行政职能同时提高行政效率是必然趋势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当代国家间的竞争,就是政府间效能的竞争。一个服务于民的、高效的政府或执政党,才能避免国家失序与混乱。不过,一个吃拿卡要的贪腐政府,是不可能有高效率的;一个贪腐政府更不可能不折不扣地执行国家政策,如此精英政治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。

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多是政府主导型,若没有特别严格的制度设计与执行,更容易滋生腐败与不公,最后的结果也必然是其发展的不可持续。因此,李光耀担任总理后便制定了《防止贪污法》、《公务员纪律条例》、《贪污(利益充公)法令》等,并成立了由总理亲自领导的贪污调查局,使新加坡有了完整的法规和严格执法机构。

与全球司法惯例不同的是,新加坡对于贪污受贿执行有罪推定。公务员任何贪污行为——哪怕是极轻微的贪污行为或表现出贪污的意愿——一经查实,都将面临刑责。一句话,新加坡政府的廉洁高效是严刑峻法“管”出来的,并不是传说的高薪“养”出来。新加坡的高薪,严格意义只是为了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。

最后,新加坡模式没有排斥现代文明。虽然新加坡是公认的威权主义国家,却没有出现像菲律宾和印尼那样严重的腐败现象。李光耀在任内推动财产公开制度,且以身作则。不仅如此,虽然他是亚洲本位论者,但新加坡独立迄今一直以英国法律制度为基础。即便在上世纪东南亚军政府或独裁腐败盛行之时,新加坡仍是少数能够贯彻法治的国家。新加坡继承了英式宪政框架,选民直接选出国会议员,然后由国会多数党组阁。有了制度的“底气”,才有了李光耀面对西方批评时的置之不理。新加坡有时也强硬冲撞西方,但新加坡模式没有排斥现代文明,宪政光辉之下的现代文明恰恰是新加坡模式得以成功的制度基础。


新加坡独创的“政治产品”

总之,新加坡模式是李光耀根据其国情的制度创新,这也是李光耀对世界最大的贡献。时至今日,“良政善治” (Good Governance)仍是当今世界最难寻找、最难以复制的“政治产品”。历史地看,英国的议会制度,美国的三权分立宪政制度,解决、防止的是不受制约的专权问题;而李光耀及其设计的“新加坡模式”则是为解决当代政府的效率,及其应对挑战的能力问题,两者在当今都极为重要。更进一步地说,任何后发优势的国家,若不能消化、吸收所处时代的制度文明最先进成果,同时大胆地依据自身国情进行制度创新,崛起或跨越式发展都将是不切实际的空想。这恐怕是李光耀及其建立的“新加坡模式”对我们最好的启示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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